文藝復興獎2018紀錄片獎得主 : 馬莉
作品：《囚》
馬莉，獨立紀錄片作者。 2007年，深入到高原藏區色須寺，創作完成紀錄片《無鏡》。 2011年，在位於北京城中的上訪村持續拍攝6年後，她完成了紀錄片《京生》的創作。 之後的五年，她來到中國東北某精神病院進行長期拍攝，於2017年制作完成「人的困境」第三部作品——《囚》
感謝文藝復興基金會的厚愛，把這個獎授予《囚》。 我願意把這份榮譽理解為這是對片中人物的贊美：他們在最微不足道的角落對生而為人展開了持久的追問和艱澀的對抗。 在這部作品中，他們敞開內心，袒露傷痕，毫不掩飾生命中的惶惑和迷亂。 我希望這個獎如同一束光，會照亮他們生活中的黑暗，哪怕只有片刻。 這個世界雖然充滿偏見，但他們並不孤獨。
《囚》以男子普民和其他症狀明顯的病人為重點，呈現了中國東北某精神病院C院的真實景象。 影片總長5小時，看過卻並不覺得冗長。 沒有拍攝者和拍攝對象的對話，也沒有任何的解說，取而代之的是病人面對鏡頭的坦然訴說和相互交流。
片中的自然呈現來自拍攝者的耐心和長期的努力。 「重症患者第一療程往往需要三個月才有可能逐漸清醒，並接收到我的想法。 因此那段時間我呆在封閉療區，但並沒有打開攝像機，我不希望我的拍攝具有任何掠奪性。 我甚至不要求自己必須帶一部作品出來。 也許是我的心態讓我能夠更容易親近他們。 大多數情況是他們主動要求進入我的鏡頭。」
是什麼讓您拍這樣苦難的題材？能介紹一下《人的困境》三部曲的緣起嗎？
我對日常生活中短暫的艱辛或者困頓並沒有特別的興趣，真正令我欲罷不能的是關於人的困局。 它罩住了所有的人，每個人都在竭盡全力對抗。 這中間有一類人的生命體驗對我特別有誘惑力：他（她）們極其普通，甚至不在常人的視線之內，如果沒有風波他們將悄無聲息渡過平庸的一生。 突然，某一天由於自身或他人的原因，他們陷入了生命的困境……。 這是我的興趣所在：普通人與不同尋常的生命困境。 為了讓我的觀察聚焦能夠更加明確，我給選材設定了幾個方向：1，群體。 2，同一種生命困境。 3，這個困境始終懸而未決。 我不針對與眾不同，我想要觀察的是普遍性和相似性。 我的第一個選題：上訪，後來成為我的第一部作品《京生》。
新創作人常會遇到選擇題材的困難，究竟哪些題材適合自己。 能以您自己的例子說明一下嗎？
盡量避免在選材上花費過大的精力和時間，這是我的原則之一。 我的作品拍攝有一些特徵，比如選材時間很短，很快進入拍攝狀態，拍攝過程非常漫長。 後來我回想自己過去這十年的創作，盡量快速進入一部作品的拍攝狀態非常重要，尤其是對於新的創作者。 一旦決定去拍攝一部紀錄片作品，各種難題就會接踵而來。 選材是第一個難題，但它是你能力可控的，要迅速決斷，以免自己的熱情和勇氣在假想敵身上耗空。
題材到底該如何權衡？ 首先我認為題材並沒有高下之分。 對我來說，我的拍攝熱情來自於我想借助攝像機去重新建構我對這個世界的認識。 那麼在A題材和B題材之間作價值判斷意義並不大，我要解決的問題是先拍A還是先拍B。 促使我最終對這個問題作出選擇有兩點：1。 我當下的經濟能力可確保完成哪個選題。 2。 我的內心和身體的熱情傾向。
「適合自己」是一個很難得到答案的問題，因為它總在變化。 「不適合自己」也未必是一個錯誤的選擇，重要的是你最後的選擇能否幫助自己開闢一個新的階段。 所以不要在選材上揮霍時間，把它留給你要去拍攝的那個世界。 那裡會有線索引領你突破想像抵達精神的深處，這是紀錄片最迷人的地方。
您認為紀錄片講故事的方法，與其他媒介，如文字，有哪些不同？ 紀錄片和劇情片有何不同？您想過要拍劇情片嗎？
文字多靈活，幾乎可以隨心所欲，紀錄片很難如此。 比如文字工作者可以酣暢地去描寫一滴眼淚如何滑落，而紀錄片工作者在這滴眼淚面前不得不反復拷問自己到底有沒有這個權利去拍攝它。
我雖然不認為紀錄片和劇情片之間有特別明晰的界限。 但是，劇情片確實有它獨特的強大之處，比如它可以逃避紀錄片無法逾越的倫理底線。 在紀錄片拍攝時，我時常為那個人群靈魂的深淵震撼，但因為種種原因無法拍攝，或者只能沈睡在我的素材庫里無法公之於眾。 這種感覺特別煎熬，而且最糟糕的是它並不隨著拍攝經驗的豐富而消散。 於是，我也常想是不是該轉拍劇情片。
您能簡介一下構思一部紀錄片的過程嗎？ 能大致介紹一下創作工序嗎？
在拍攝前或者拍攝中途我盡量不去構思未來的這部作品。 因為過早定論往往使用的還是自己過去的常識和經驗，它非常頑固。 大部分拍攝階段我只傾聽、觀看、聊天。 但當我拍攝的群體在我的內心中開始浮現出新的可靠的樣態時，我會開始作一些變化。 這個變化主要是為之後的剪輯的各種可能性留出空間。 拍攝結束，素材會被我暫時擱置，這是一段相當長的冷卻期，以便我和素材之間重建陌生感。 我用這段時間來閱讀書籍或者看電影，很多，很雜，大多跟拍攝的題材本身沒有什麼關聯。 直到某一天，我腦海中散亂的各種思路會突然被貫通。 這個力量有可能僅來源於某本書里的某句話。 這時，我會開始重新觀看所有的素材。 一般來說，當我看完素材，我的作品的雛形在我心裡已經出現。
《囚》和您其他紀錄片都不是普通的長度，挑戰觀眾的極限。 為什麼要這麼長？什麼樣的節奏才讓您覺得是合適的？
說實話，我之前一直很納悶為什麼一部紀錄片或劇情片會出現一個「常規」的長度。後來有人從院線排片的角度向我解釋了「常規」長度商業上的必要性，但這個解釋沒有改變我的想法。 就我自己觀影的感受而言，如果是一部佳作，我對它的觀影極限是無條件延伸的，如果作品庸俗我一分鐘也不願為它浪費。我的作品的長度和節奏只遵循作品敘述的需要。
關於《囚》，您覺得外界的解讀，跟您自己的理解或希望傳達的信息之間，有出入嗎？你如何處理作者性。
會存在一定的誤讀，但觀眾背景不一致，解讀也是多樣的。 這是合理的。 同時我認為作品出來之後，它就有了自己的獨立性，我並不擁有對作品解釋的終極權威。我樂意看到觀眾在映後表達他們自己，我的作品原本就是在誘惑他們在影片中發現問題。
我不會太刻意在作品中隱藏自己，我也不排斥在作品中流露自己探索那個世界的痕跡。 但在剪輯時我故意去掉自己的聲音，這僅僅是因為我實在無法忍受自己的聲音。 這一點很多人誤讀了。
您如何處理創作與生活的關係
沒有家庭之前，紀錄片就是我全部的生活。 一年中有1／5的時間來賺錢，4／5的時間用賺來的錢拍紀錄片。 有家庭特別是有孩子之後，時間成了我最大的煩惱。 目前，我唯一能想出的辦法就是節約日常生活中所有有可能的時間碎片來換取相對完整的創作時間。
為什麼創作？您創作的動力來自哪裡？
拍攝第一部紀錄片《京生》時，我渴望擁有一部不被任何力量影響的獨立的作品。 我沒想到我最後用了7年才把它完成。 那個群體有一種魔力。 它並不源於這些人群里埋藏著的一部部令人唏噓的辛酸史，我更偏愛這些生命在悲傷、憤怒、黑暗中散發著的生的活力和光彩。 只要我靠近這個人群，生活中不停擠壓我的東西會突然消失。 有時，我甚至把那裡作為我的一種精神依賴。 這部作品改變了我，我開始持續關注同一主題，使用固定機位，堅持一個人拍攝、剪輯、完成所有的工作。 我想通過攝像機逐一記錄這些無名者，在影像中放大他們對生存孤獨又偏執的追問和反抗。 他們的生命體驗應該被重新觀看和解釋，而不是在處心積慮的偏見中被消失。
最後，能告訴大家您現在的夢想是什麼嗎？哪些素材你會繼續拍攝？
我會拍「人的困境」第四部。